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的封建文化为什么会延续两千多年不间断
- 2、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及价值观是什么？
- 3、南方地区水文化的形成的主要原因
- 4、淄博有哪些看似衰落却一直传承到现在的传统文化？
- 5、黄河孕育了中国的什么文化?长江又孕育了中国的什么文化?
- 6、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时候从长黄河领域，转向长江流域的
中国的封建文化为什么会延续两千多年不间断
这是社会的一种凝滞状态和生产力逐步积累的社会原因，从社会层面上看，每次朝代的更迭都是农民代替地主然后再成为地主阶级的过程，其社会构成是基本不变的。即农民和地主两个社会产物没有根本的消除。其次从生产力角度看，工业革命尚未惠及这片土地，农民的生产力只能从土地上体现，商业被抑制，工业无从谈起，而土地作为唯一的生存资本被少数地主控制，必须为地主阶级服务从而获取生存空间，同时长期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而地主阶级给与农民阶级的唯一希望就是科举制度，可以将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农民阶级的不满和反抗，而且有其理论根基--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被这种思维的利导下少数农民阶级通过勤奋努力，成为官员，也就是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和宣传，就这样的循而往复，两千年的历史就这样传承下去了
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及价值观是什么？
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
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
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南方地区水文化的形成的主要原因
文化的功能是指一种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和效能。充分认识水文化的功能，对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水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认识我国传统水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水文化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一、孕育功能
孕育了人类文明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从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开始，没有一天不与水打交道，无论旧石器时期文化还是新石器时期文化大都是在江河湖海之沿产生。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相伴而行的，首先是与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相伴而行的。因此说水文化参与了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孕育和发展的全过程，催化了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文明是指社会发展的状态，是相对蒙昧和野蛮时期而言的社会状态。人类文明的发祥与发展与水密不可分。自从有了人与水发生联系而产生了水文化以后，水文化就与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催生了古印度文明，黄河与长江哺育了华夏文明。而这四大文明的盛衰存亡也都与水和水文化的状况紧密相关。古巴比伦文明在发展了近4000年后被埋藏于沙漠之下近2000年，根本的原因是古巴比伦人只知道引水灌溉，不懂得排水洗田，由于缺乏排水，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淤泥和土地的盐渍化，终于使古巴比伦生态系统崩溃，高大的神庙和美丽的花园都随着马其顿征服者的重新建都及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而坍塌，如今在伊拉克境内的古巴比伦遗址已是满目荒凉。
二、教化功能
教化功能即教育和感化的功能，这是一切文化的基本功能。“文化” 就是以“文”“化”人。水文化的教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水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对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精神意志、智慧能力等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认识水、治理水、开发水、保护水和欣赏水的过程中，领悟出许多充满智慧的哲思。水这种自然物质许多特性，能给人们勇敢、坚定、包容、灵敏、趋下、公平、意志、礼义等启迪作用，对人们美德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曾有“以水为师”的名言，如“水过满即止”，寓意做人要谦虚谨慎；“水浅则流淌，水深则不可测”，寓意做事要智慧；“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寓意要辩证看待问题；“覆水难收”，寓意要三思而行；“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寓意要知恩善报。“上善若水”，水“几于道” 和“知者乐水”等都是以水比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水能启示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要做全面发展的人。
二是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素质。科学文化知识是水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几千年的治水实践积累了丰富而先进的水利科学文化知识，长期以来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应该通过传授加以继承和发展。当今，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成为资源配置的第一生产要素，要求更加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把发展水利事业从依靠有形资产为主，逐步转移到依靠智力、知识等无形资产上来，应用高新科技来武装现代水利，推进水行业现代化建设。这些都是发展现代水文化的客观要求。
三是提高全社会的水意识。水意识包括爱水、惜水、护水和水患意识。水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水文化不仅是水利行业的文化，更是全社会的文化。通过水文化的弘扬，呼唤全社会都来进一步关注水、珍惜水和保护水资源，这是一件迫在眉腱而又长艰巨的任务。因此，水文化要进农村、进城市、进工矿、进工厂、进社区、进学校，进入每一个人的心目中。要通过水文化的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知道水资源的珍贵、保护水资源的重要以及惕防水旱灾害对人类造成危害，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而共同努力。
三、引领功能
作为思识形态的文化是来自实践而高于实践，因而能指导实践。先进的水文化包括科学的水理论、治水思路、先进技术等，包括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等，这些对水利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松甫晃一郎说：“水资源的管理与治理，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生物的多样性，水实际上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学技术的需要适应具体环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要和期盼，而这些要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水资源管理本身应该视为一种文化进程。”由此可见，先进的水文化对水利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以治水新思路为例，水文化内涵至少有三点：
第一，传统水利与现代水利的区别首先在人们观念的不同，水文化的作用在于转变传统的观念，使人们的思想适应新的水利发展形势。
第二，传统水利与现代水利的重要区别在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水文化的作用在于要求用高新技术武装现代水利，真正实践“科教兴水”的发展战略。
第三，可持续发展水利的基本要求是把水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相互联系，协调发展中推进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也是水文化研究的根本要求，因为水文化正是从水与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中认识水的地位与作用的。而且，只有可持续的文化力量，即可持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才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水新思路，是我国水理论、水文化的新发展、新成果，必将把我国水利事业引领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凝聚功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聚力。”凝聚力是水文化的核心作用部分，其凝聚功能主要通过核心价值观来体现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对事物都有“好”与“坏”、“对”与“错”的判断标准，把众多个体凝聚、规范、动员起来的价值追求、价值准则整合起来就构成价值体系。
水利行业，如果没有自己行业的文化，没有自身特色的先进思想、精神支柱、哲学理论的引领，就没有团结奋斗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难于维系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就与现代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就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此，在水利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逐步形成水利行业的核心价值观，以便凝聚力量。2009年，陈雷部长在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讲到加强水文化建设时指出：“以可持续发展水利的宏伟目标凝聚力量，以民生水利的重要理念引领实践，以“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鼓舞斗志。”这一讲话对水利行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眚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激励功能
激励是激发人的某种行为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心理过程。激励功能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功能。水文化的激励功能主要是精神的激励。水精神和水利行业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创造能力和优秀品质，激励着广大水利工作者，为了人民的利益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创造了古往今来的水利事业的辉煌。例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无数抗洪英雄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慷慨赴难、视死如归，使天地为之动容，世人为之赞叹。正是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鼓舞，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就能始终坚强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已成为当代水利人的精神支柱，激励着广大水利工作者为实现我国现代水利事业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六、传承功能
传承功能是指水文化由于它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可以通过传达、传递和传授达到继承和弘扬的功能。任何文化一旦形成，不仅作用于当代，而且影响未来。中华民族在长期治水实践中，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也饱尝失败的艰辛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充分的重视和借鉴。在治水理论方面，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对于后世关于堵塞与疏导关系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充分体现了人与洪水和谐相处的思想；潘季驯在长期治黄实践中总结出的“筑堤束水、以水功沙”的治黄方略，体现了治黄的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法观念，对今天的黄河治理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例如，都江堰主体工程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既可以分洪减灾，又达到了引水灌田、变害为利，并在飞沙堰的设计中很好地运用了回旋流的理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水工设计中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的典范。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早在公元15世纪初就建立起雨水利用工程，在地面上采用干铺倒梯形青砖和深埋渗排涵洞的做法，起到了良好的节水、存水效果，使得这里的古树屹立800年而葱翠常青。在水利管理实践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科学和技术内涵，许多灌区的延续就是管理的延续，我国古代水利管理留下的规章、制度和经验也为我们今天的水利管理提供了借鉴。
七、审美功能
审美是一种欣赏美和创造美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心理活动。美，是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之一，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对于什么是美，会因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不同而不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就会有较高的欣赏美和创造美能力，就能以更美的东西来满足人们精神需要。这里主要从水环境和水工程两个方面看水文化的审美功能。
从水环境看，水确实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无限美好的境界。茫茫的海洋，滚滚的江河，潺潺的涧溪，飞挂的瀑布，粼粼的湖荡，清彻的山泉，构成了地球上千妩百媚的“水体”景色，与自然和人文等要素组合成奇妙多采、文雅别致的风景名胜，给人以美丽的享受。“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箕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写出了黄河河源高悬于云天外、仿佛是从天上的银河倾泻下来的气象。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由于诗人形象地把西湖比作越国古代美女西施，西湖遂又多了一个雅号：西子湖。这些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水景观让人美不胜收。
从水工程上看，过去我们常常是只重视水工程技术层面，而忽视工程本身的艺术效果。诚然，作为水工程建筑设计师，应该关注水工程是否节约材料，是否能够起到最佳的的水利效果，是否对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是否满足交通，与整个人文景观协调与否等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个水工程文化功能和审美价值考虑很少。因而造成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千篇一律，很难找到具有标志性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水利工程建筑设施。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水工程、水环境在满足除害兴利要求的同时更加重视其文化功能，提高了亲水、爱水、戏水的文化需要。在此情况下，我们在水工程的建筑设计中，应该更新设计和建设观念，更加注重水工程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色彩，既要融汇中国传统水利文化的精髓，又要富有时代气息，展示艺术魅力，还要符合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形成中国特色的水利工程建筑风格，彰显中国当代水文化和建筑文化的绚丽色彩，使每项水工程成为具有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工艺品，成为旅游观光的理想景点、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陶冶情操的高雅去处，满足人们亲水、爱水、戏水、休闲、娱乐等文化的需求，同时也为美化人们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优美的环境。
北京市转河的治理是提高水工程审美价值的一个典型。转河景观的设计突破了以往水、人、景分离的思路，让河道恢复自然属性，主体思想是连接历史，通向未来。转河治理运用水景、雕塑、小品、生态景观、滨水游廊、桥涵等景点把长河的历史内涵融进景观设计，再现长河数百年的历史沧桑。整个工程分为历史文化园景区、水景景区、生态公园景区、叠石水景景区，滨水游廊景区、亲水家园景区等6个景区，犹如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出现在市民面前，使滨河地区成为景观近人、环境宜人、设计为人的亲水空间，为在城市狭窄地段营造人水相亲的立体河岸开阔了思路。
八、规范功能
水文化的规范功能是指规范实践层面水文化行为的功能。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办法等强制性行为规范，这些都是水文化中制度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这是一种非情感、超意志的强制性的规范功能。这种水文化的规范功能不仅规范从事水事活动人们的行为，而且是要求全社会的人都要共同遵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二是人们遵循长期以来在水事活动中形成的基本道德、习惯、行为准则以及对水和水利的价值判断标准，这是一种情感、意识的内在强制性的规范功能。例如我们广大水利工作者，为了除水患，兴水利，造福人民，长期自觉艰苦奋斗在水利战线上，为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默默奉献。又如我们广大的水文工作者每到汛期，越是风险浪急越是要去测水位、查汛情，这些都成为水利职工在长期的水事活动中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淄博有哪些看似衰落却一直传承到现在的传统文化？
“出善之言，为善之事，事成而顾反无名。能者无名，从事无事”“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近日，淄博市文明办联合当地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管子说》，用管子的经典言论来宣传城市文明，得到了淄博市民的广泛认可。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遇上”新时代文明实践，该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破冰”，两者相互交融中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在“两创”中品出“淄博味道”
淄博是齐文化发祥地，三千年泱泱齐风，八百载海内名都，在这里演绎了“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繁荣盛况，孕育了齐桓公、管仲、晏婴等贤主名相，在这里有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和世界足球的起源“蹴鞠”，这里还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淄博的优秀传统文化犹如璀璨的明珠，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并已成为风采别样、气质独特的“超级文化IP”。
近年来，淄博市分别在临淄区的齐文化博物馆、齐古城、姜太公祠和管仲纪念馆、蹴鞠文化小镇，周村区的古商城，桓台的王渔洋故居，博山区陶琉产业群、古窑村，淄川区蒲松龄故居等传统文化古迹资源，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传统文化教育基地70余个，通过文化展示、游客体验、场景再现、娱乐休闲等形式，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外地游客品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淄博味道”。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在“两创”中讲好“淄博故事”
淄博是一方文脉悠长的厚土。“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等精彩故事在这里演绎，传世流芳的《聊斋志异》在这里诞生，悠长的文脉，让淄博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淄博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要求，深入挖掘、阐释齐文化中所含的历史内涵、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编辑出版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齐文化读本》《齐文化与现代文明》《齐文化与新时代》等齐文化专著110余部。举办十七届齐文化节，以“祭姜大典”等形式，共话文脉传承，共促文化创新，共创文化兴盛。建设遗址公园、文化公园、博物馆、城市街景小品等齐文化物质载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围绕姜太公军事思想、齐文化与和谐社会、齐文化与现代化、临淄与先秦古都等课题，举办“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中希古典文明高峰论坛、世界足球文化高峰论坛等高层次学术交流活动80余场次，打造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创意创新的高端平台。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高水平专业化团队合作，策划打造了《蹴鞠小子》《管子说》《齐人新说》等一批创意设计、动漫、影视拍摄制作等新兴文化作品。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在“两创”中提升“淄博内涵”
文旅融合，文化赋能。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与齐文化“六进”相结合，高标准打造齐文化节，举办了“中华文明·齐文化论坛”“稷下学宫·世界大学论坛”、齐文化知识趣味知识竞赛，首届齐文化动漫设计创意大赛等活动。以礼仪教育、礼仪活动为抓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尊老爱幼、孝老爱亲、爱国爱家、遵德守礼等优秀品质融入各项礼仪，全面打造文明实践“5个祝福礼、10项节庆礼”，今年全市累计举办了650余场“入学升学礼”活动，近万名中小学一年级新生在活动中感受到了“尊师孝亲、崇德立志、仁爱明礼”的传统文化精髓。实施“文化惠民”实事项目，运用五音戏、聊斋俚曲等淄博独有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开展“戏曲进乡村”“一村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下乡活动。立足展现博大精深的齐文化，大力开展美学教育，以“美学+”的方式，在农村描绘“人美、家美、村美”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同时逐步将美学元素融入文旅、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构建“全域美学”新格局。打造“书香淄博”，建成开放城市书房、“传齐”书苑、“书香淄博阅读吧”等38处，打造城市“15分钟阅读文化圈”，以文明实践温情仪式的具体化、流程化，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在“两创”中打造“淄博地标”
结合城市美学布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以文化人、以文聚人。以齐文化为“轴”，辐射带动淄博境内陶琉文化、聊斋文化、孝文化、美食文化、鲁商文化、廉政文化、黄河文化等地域传统文化的多个“点”。依托齐盛湖公园、孝妇河公园、太公湖公园、晏婴公园、天齐渊公园等，设置传统文化展示区，利用主题雕塑、文化长廊、声光投影等方式，增加了体现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历史典故、名人名言等淄博传统文化的元素，向群众深入阐释名言典故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使群众在日常休闲娱乐的同时，接受淄博当地传统文化的熏陶。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合，在“两创”中培塑“淄博品质”
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在《管子·正世》记载：“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蕴含的“变革、创新”的元素与当今淄博改革、创新、开放、务实、包容和重工厚商、尊贤尚功的文化特质高度契合。自8月23日起，淄博市文明办将齐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挖掘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人文特色，陆续推出20幅公益宣传海报《管子说》。海报援引管仲经典论述，对“爱国、诚信、公正、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述，揭示出核心价值观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进一步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高度自觉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淄博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市新闻办主任许艳萍表示，“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继承方能更好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守护好文化根脉，在创新突破中做好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对话’”。（李洁心、王仕强、石学政）
黄河孕育了中国的什么文化?长江又孕育了中国的什么文化?
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黄河文化系统，一个是长江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许多的交流和融合。两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性，即华夏文化。对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为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理论依据。
“择水而居”成就“两河文化”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远的渊源。
世界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是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的文化也是两河文化，就是黄河文化跟长江文化。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如《诗经》的第一首诗所讲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生活故事。
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地创造文明、推进文明。
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它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黄河文化：“龙”文化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考古发现，黄河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与以下四个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其中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中游地区，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趋于成熟。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不仅仅是器具质量、用料的变化，而是在青铜器上刻铸的大量文字——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会意文字；而作为黄河文化图腾标志的“龙”，也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
《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并且还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
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以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孟子的性善论，为孔子倡导的“为仁”学说提供了人性依据。所以，他在孔庙里列于“亚圣”的位置，绝非浪得虚名。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长江文化：“凤”文化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这四个文化板块，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形成了三大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荆楚文化为轴心。长江文化的标识，我觉得在“三星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下方的树根部，攀缘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观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
长江文化的标识我们也找到了，是鸟，是凤。为什么说是凤？明代学者对《庄子》的注释，说鹏就是凤凰，于是我们想到了古代人所说的龙凤呈祥。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子。
老子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
他这种阐述作为一种思路，一直延续下去，在荆楚文化中，后来的屈原，他的最大贡献也跟老子一样是问苍天，这样的发问最后成就了他的楚辞，使之可以跟诗经媲美。他对世界的一种观察，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包含有很多的道家思想。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中国文化重心从
“龙”转向“凤”是历史必然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庄子》里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相忘江湖，这就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为汉武帝的时代，“相忘于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要从自发进入到自觉。
现场互动
读者：我感觉现在的中国文化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黄河文化，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周山：我不同意。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内因是黄河文化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从1840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国耻刺激到我们的国人，要求变，不能老是仁义关怀，一定要自强，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周易里面就有，外来的文化只是一个催化剂。
现在我们开始提构建和谐社会，但是现在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和谐社会是要有前提的，所以中央又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放在首位。不发展怎么和谐？
读者：现在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儒学，或者提倡要弘扬传统文化？
周山：讲传统文化只讲儒学是片面的，先秦时期就有百家争鸣，各种思想都有。我们现在跟先人最容易接轨的思想恐怕不是孔学而是墨学，墨子主张尚贤、节用、兼爱，这些思想就是平民政治的一种理念。如果发生战争受害最大的是平民，所以上下都希望和平与和谐。儒家不能丢，只是把它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值得考虑。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时候从长黄河领域，转向长江流域的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庄子》里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相忘江湖，这就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为汉武帝的时代，“相忘于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要从自发进入到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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